风起于何处？俞伯庸不知道。他的斋名“听松”，其实无松，只有一株老石榴树。
　　他是个裱画匠。手艺传自父亲，父亲传自祖父，在这条日渐冷落的文墨街上，守着最后一点糨糊与宣纸的气息。
　　他的手是稳的。无论多大尺幅、多残破的古画，上了他的绷子，被喷壶均匀喷湿，抚平，刷上按古法调制的浆水，贴上命纸，再一遍遍用小棕刷排实，没有不平整如初的。
　　风是这座滨江小城的常客。不同时节，不同性情。俞伯庸听风，像乐师辨音。他能从风的流速、温度、穿过不同障碍物时音调的变化，判断它的来路和脾气，甚至猜测它途中所见。他最爱听的，是风穿过那些待裱或已裱好的画轴和绫绢时发出的声音。
　　来“听松斋”的人日渐稀少。古董贩子嫌他慢，规矩多，不肯用化学糨糊和机器压平；年轻学生觉得这行暮气沉沉，毫无前途。只有几个真正的老主顾，藏些不值钱却真心喜爱的字画，隔几年来重新揭裱一次。看他工作，喝他泡的陈年普洱，听一耳朵穿堂风，便觉心安。他们都说：“在俞师傅这里，时间过得不一样。”
　　那个秋天，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送来一幅残卷。
　　残得厉害。不知是水渍还是霉蚀，绢本黑黄斑驳，几乎看不出底色。画心碎成几大片，边缘还有无数蛛网般的裂纹。只能勉强辨认出画的是山水，用笔极枯极淡，树木稀疏寥落，一派荒寒气象。无款，无印，只在不起眼的角落处题了两个小如蝇头的墨字，已漶漫不清，依稀是“苦铁”。
　　年轻人说是从江北乡下老宅的夹墙里偶得的，想修好留个念想。俞伯庸戴上老花镜，凑在窗前的光斑下看了许久。他先用指尖拂过绢面，感受那些脆弱的纤维和凸起的霉斑。随即闭上眼，将残片缓缓举到窗边，任干爽的风拂过画心。
　　风过处，万籁俱寂。
　　那残破的绢本，竟似对风毫无反应。或者说，风遇到它，像水流遇到中流砥柱，无声地绕开了。俞伯庸心中一动。他睁开眼，将残片换个角度。风又从另一面来，依旧无声。那薄脆的旧绢，在风中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定力”。
　　这活儿，俞伯庸干了整整三个月。先杀菌，后清洗，再一点点拼凑、对缝。过程烦琐到极致，他的心却异常平静。他凝视着那些逐渐清晰起来的笔墨线条，那山石的皴法，是渴笔焦墨，数擦而成，干裂秋风，润含春雨；那树木的枝丫，如铁画银钩，没有一片叶子，却仿佛凝聚了所有风霜的力度。最奇的是看着那留白处，耳边似乎真的听见了山壑间的风声，呜咽，盘旋，无休无止。
　　他调配了最传统的黄蜀葵根汁糨糊，托命纸时，屏住呼吸，棕刷如抚云霓。画心渐渐挺括，荒寒之气却愈加凛然。他选了一种极浅的仿古绢做镶料，颜色比画心稍亮。整个过程中，他感觉自己不是在修复一幅画，而是在与那个署名“苦铁”的画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对话的内容无关技巧，只关乎如何面对这满纸的荒寒与孤寂。
　　立冬前一日，裱件终于上墙。俞伯庸后退几步，审视。画悬在素壁上，仿佛一轮沉静而冰冷的月亮，将陋室都映照得空旷起来。恰巧，一阵强劲的北风毫无征兆地扑打窗棂，呼啸而入。
　　风声满室。
　　然而，那幅刚刚裱好的山水画依旧静默。画轴纹丝不动，绫边不起微澜。风到了画前，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骤然减弱，分流，绕行。画中的山川草木，在那喧嚣的风声背景下，显得愈加遗世独立。
　　俞伯庸久久伫立。他忽然明白了，自己一生所“听”的风，不过是过客，是表象，是流变的声响。而这画，这不知名的“苦铁”留下的，是风骨，是历经摧折而犹自挺立的姿态，是喧嚣世界中那坚不可摧的静默。裱画的手艺，修的是形，救的是影，而真正要护住的，或许就是这一点点穿越时间的“骨气”。
　　年轻人来取画时，惊叹于它的完好，再三道谢，付了比约定多些的工钱。俞伯庸没有推辞，也没有多言。年轻人小心翼翼将画装入锦盒，临走前，忽然回头问：“俞师傅，这画，您觉得怎么样？”
　　俞伯庸正低头收拾案上残存的绫边碎料，闻言，抬眼望向窗外那株在风中乱舞的石榴枯枝，缓缓道：“有风，吹不进。”
　　年轻人似懂非懂，抱着锦盒走入长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