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我刚参加工作两个月，就被派到李庄小学支教。学校只有两排平房，窗户上的玻璃缺了好几块，秋风裹着杂草钻进来，在教室里打旋儿。
　　那天清晨，三年级教室里乱哄哄的。“王老师，小梅的学费丢了，58块钱！”班长举着个空钱包跑来。58元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农村家庭半个月的收入。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四十多张稚嫩的脸——有人慌张地翻书包，有人窃窃私语，还有人偷偷瞄向教室北边。
　　我突然看到坐在窗户边的玲玲，一个总爱低着头的女孩。上周教《富饶的西沙群岛》时，她只用了十分钟就能背诵。可此刻她的手指正死死绞着磨出毛边的袖口，指节攥得泛了白。
　　我注意到玲玲旁边那扇开着的窗，于是把班长叫到走廊，压低声音对他说：“去窗户外看看。”几分钟后，班长从泥地里捡回个纸团，里面整整齐齐地包着58块钱。
　　此时，办公室里只有我和玲玲。玲玲低着头，肩膀抖得像风中的芦苇。我见她这么害怕，到了嘴边的那句“为什么”又硬生生咽了回去。我把包着钱的纸团放在她手心，说：“是风把它吹到窗外的，你帮我带给小梅吧。”
　　她猛地抬头，通红的眼睛里涌出大颗泪珠。“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替她擦掉眼泪，“以后需要什么，可以直接跟老师说。”
　　后来我在她作业本里发现一张纸条：“王老师，我知道错了。我会把别人的铅笔都还回去。”看后，我在她本子上画了朵小红花，就像西沙群岛海底岩石上那些火红的珊瑚。
　　周末，我踏着泥泞的小路去玲玲家家访。玲玲家的土院墙塌了半截，她父亲一看我来了，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不就是要学费吗？真烦人！”他嗓门很大。还没等我解释，他就气冲冲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沓纸币，“啪”的一声摔在饭桌上——58张皱巴巴的1元钱，有的还沾着泥土和花生壳碎屑。
　　后来我才知道，这58元钱是他卖了家里最后两袋花生凑的。离开时，我回头望见玲玲躲在门后，眼睛红红的，手里是一支短得握不住的铅笔。
　　去年教师节，微信弹出一条消息：“王老师，我是玲玲。现在我是心理咨询师，办公桌上放着‘诚信储蓄罐’，每帮助一个孩子我就往里存1元钱。”
　　她发来照片，玻璃罐里的硬币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就像西沙群岛海面上跃动的波光。这个曾经偷拿别人铅笔的女孩，如今专门帮助问题青少年。她说，总想起那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教育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审判。学生就像西沙群岛的珊瑚礁——退潮时嶙峋尖锐，涨潮时却成了孕育生命的温床。玲玲的故事给我的启示是：真正的教育智慧，不能急着评判对错，而应在错误与成长之间留一条可以回头的路，在学生迷失方向时，为他们点亮一盏灯。即使犯了错，他们依然值得被尊重，迷途时的每一次修正，都是智慧日渐增长的印记。
　　正如玲玲在微信里说的：“王老师，谢谢您。您让我明白，人的价值不在于永不犯错，而在于永远有改正错误的勇气。这份勇气，我现在正努力传递给更多像我当年一样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