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桌左上角那盏黄铜台灯又亮了，光晕里浮着细小的尘埃，像极了我与书相伴的六十年光阴——琐碎，却在岁月里沉淀出温润的光泽。从垂髫小儿到鬓染秋霜，书于我早已不是案头的陈设，而是刻在生命里的年轮。
　　父亲的私塾先生长衫还放在老宅的樟木箱里，箱子里的油墨香是我关于书最早的记忆。泛黄的《论语》页脚有父亲圈点的痕迹，蝇头小楷在纸页间游走，像一串串引路的星子。幼时我总爱趴在父亲的书桌旁，看他摇头晃脑地吟诵“学而时习之”，鼻尖萦绕的除了墨香，还有从旱烟袋里飘出的烟气。那堆成小山的旧书，成了我童年最安稳的城堡。
　　妻子笑称我有“两缘”：与烟酒牌桌绝缘，和书却像被月老牵了红绳。这话不假。20世纪80年代的新华书店还用木板书架，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斜射进来，在《呐喊》的封面上投下菱形的光斑。每逢周末，我总揣着皱巴巴的零钱在书架间逡巡。遇到心仪的书，指尖会先于钱包颤抖——那本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就是在无锡新华书店的角落淘到的，蓝黑封面上的指纹印至今仍清晰可辨。如今家里的书早已溢出书房，客厅的博古架上摆着《全唐诗》，卧室的床头柜上摞着《百年孤独》，连卫生间的置物架上都挤着几本散文选，真正应了“闭门即是深山，开卷便入净土”的老话。
　　书于我从不是装点门面的摆设。案头那本《说文解字》的书脊已被磨得发白，页边是密密麻麻的批注，红笔圈出的“仁”字旁边是用蓝笔写的课堂上要讲的典故。记得我初登讲台时，讲《荷塘月色》总觉得底气不足，便翻遍朱自清的文集，从《背影》里读出父子情深，从《春》里品出生命律动，再回头看那片荷塘，忽然懂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孤寂。书就像沉默的导师，每当我教学遇到瓶颈，或写作卡壳时，随手翻开一页，总能有柳暗花明的惊喜。
　　我惜书如惜脸面。每本书都有专属的书签——或是学生送的银杏叶，或是旅行途中捡的贝壳，我绝不肯在书页上折出半道印痕。有一次小孙子不小心把墨水滴在《红楼梦》上，我一时愣住了，反应过来后急忙用棉签一点点擦拭，像在抢救一件稀世珍宝。
　　读书读得久了，我便想自己动笔写点文章。少年时躲在柴房里写的小诗被母亲当废纸引了灶火，也没熄灭我那份执着。五十年来，案头的台灯见证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写故乡的芦苇荡，就翻看《诗经》里的“蒹葭苍苍”；写都市的霓虹，就揣摩茅盾笔下的《子夜》风情。2018年收到无锡市作协的入会通知，我把那张薄薄的纸压在《鲁迅全集》下，忽然想起父亲当年教我的“厚积薄发”——原来那些读过的书，早已化作笔下的底气。
　　如今书架上的书仍在慢慢增多，有精装的名著，也有泛黄的旧刊。我知道自己读不完这世间所有的书，就像无法走遍地球的每个角落，但每当我翻开书页，便觉司马迁在竹简上挥毫，莎士比亚在剧场吟诵，托尔斯泰在庄园里叹息——这些跨越时空的灵魂，都在纸页间与我促膝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