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尽头的老何，和他的汤锅一样，成了这一片儿的地标。煤炉子烧得旺旺的，那口大铝锅从清早四五点就开始咕嘟咕嘟冒泡，一大团一大团蒸汽漫出来，罩着他微驼的背影，也润湿了半条巷子灰扑扑的墙皮。那香味，是顶风也能飘半里地的霸道，醇厚里带着一丝膻味，膻得正，膻得勾人魂魄，像一只热乎乎、毛茸茸的手，不由分说地把早起赶路人的肠胃，轻轻地揉上一把。
　　汤是寻常的羊汤。羊骨是夜里劈好的，露出里头雪花似的骨髓，一同下锅的还有几大块带着筋膜的精瘦羊肉。火要小，时间要足，直到熬得骨酥肉烂，汤色由清透变得浑浊，最后变成一种象牙似的乳白色，稠得能挂在调羹上。老何舀汤时总低着头，目光像粘在了汤勺上，手腕一沉一起，标准得如同在进行某种仪式。碧绿的葱花、芫荽浮在汤上，再点几滴红亮的辣椒油，像雪地上骤然绽放的红梅。捧住那粗瓷大碗，先暖手，再暖脸，最后，那股暖暖的热流轰然入腹，五脏六腑都服帖地叹一口气，早起的困乏，生活的毛糙，仿佛都被这碗浓汤给熨平了。
　　一碗汤八块钱，街坊邻居喝了快十年。我们这些老主顾，喝的不单是汤，还是一种近乎顽固的习惯，一种被这口熟悉滋味锚定的安稳感。我们知晓老何的儿子在南方“发了财”，也知晓老何沉默寡言的背后，是那份对这条旧巷、这口老锅近乎执拗的眷恋，热气腾腾的汤锅仿佛就是他的全世界。我们开玩笑说，老何的汤是“乡愁”，喝了就能抵挡外头的风雨。他只咧开嘴嘿嘿一笑，那笑容也像被汤煨过，温吞、实在。
　　变化来得没有征兆，像汤锅里偶然泛起的一朵无关紧要的油花。老何的儿子开着小轿车回来了，要接他去“享清福”。巷子里的人议论了几天，很快又平息。我心中怅然，喝不到那口汤，就像失去了一位多年老友。不过老何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只是关了三日铺门。再开张时，他身后多了一个帮忙的、眉眼与他有几分相似的年轻人，汤还是从前的味道。
　　我心里那点莫名的失落，仿佛也在这旧滋味里得到了安慰。直至那日，我因事耽搁，去得极晚。巷子里空荡荡的，只有老何店里的灯还泛着一团昏黄。他正蹲在炉边，怔怔地看着将熄的煤核。听见动静，他抬头，眼里透出不知所措的茫然，继而麻利地拿碗、盛汤。我坐下来，把碗端到面前，他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几句话，声音轻得像烟：“我媳妇儿最爱喝这口汤，后来她病了，就靠这汤吊着一点胃口。我天天熬，总嫌不够香，不够浓，怕她喝不下。”他顿了顿，喉结滚动了一下，“现在，火候到了，味道……也分毫不差了，但是，她再也不会喝了……”
　　我捧着碗，愣住了。汤的热气模糊了我眼镜的镜片，也模糊了他沟壑纵横的脸。原来，我们喝了十年的汤，从来不是乡愁，也不为生计。我们津津乐道的“老何的味道”，是他用三千多个日夜，一遍遍调试的爱的味道。
　　那晚的汤，似乎格外烫，也格外香。我小口小口地啜着，第一次品出了那极致醇厚底下，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命运的苦意。蒸汽依然袅袅飘飞，隔在我与他之间。我们相隔不过一碗汤的距离，近得能看清他袖口的油渍，近得能感受同一炉火的温度。这碗汤里淌过的，是他独自泅渡的、浩瀚无边的黑夜，也是他十年如一日难以割舍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