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点，暴雨如期而至。
　　林伯推了推老花镜，看了眼窗外被雨幕吞没的巷子，起身关小了收音机里的评弹声。他的“拾光书店”开在旧街尾端，每周三延长营业到十点半——这是30年来的规矩，即便如今店里常常整晚不见一个客人。
　　门上的铜铃响了，带着湿漉漉的雨气。
　　一个年轻女孩冲进来，校服外套湿了大半，怀里却紧紧护着一个帆布袋。
　　“林爷爷，还……还营业吗？”她喘着粗气，刘海贴在额头上。
　　林伯看了看墙上的老式挂钟：十点零七分。
　　“营业。”他指了指角落的电暖器说，“快去烤烤，别感冒了。”
　　女孩连连道谢，从帆布袋里掏出一本一角泡了水的《红与黑》，小心翼翼地用纸巾擦干净。
　　“借图书馆的？”林伯递过去一块干毛巾。
　　“嗯……”女孩声音很小，“明天要还，结果路上……”
　　林伯没说话，转身从里间拿出一个奇怪的工具——老式熨斗，还有几张蜡纸。他插上电，等熨斗热了，把蜡纸垫在湿掉的书页间，轻轻熨过去。
　　水汽蒸腾起来，带着纸张特有的味道。
　　“我爷爷也救过我的课本。”林伯动作很轻，“不过他用的是一口大铁锅，把书放在上面慢慢烘干。”
　　女孩看得目不转睛：“书不会被烤坏吗？”
　　“急了才会坏。”林伯翻过一页，“慢慢来，总能救得回来。”
　　十点一刻，门又开了。这次是个中年男人，西装革履，却被雨浇得狼狈。他本已匆匆走过，又折返回来，盯着橱窗里某处看了很久，终于推门进来。
　　“请问……”男人声音有些犹豫，“那套《十万个为什么》是1973年版的吗？”
　　林伯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在书架最上层，有一整套绿色封皮的旧书。
　　“是的，第三版。”
　　男人的肩膀松了一下，说：“能拿给我看看吗？”
　　梯子吱呀吱呀响，林伯取下一本递过去。男人接过书的动作很轻，像在碰一件易碎的瓷器。他翻开扉页，手指停在右下角——那里有个蓝色的墨水印，画的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小火箭。
　　“这是我爸当年送我的生日礼物。”男人突然说，“搬家时弄丢了，找了快20年。”
　　他抚摸着书，急切地问：“多少钱？”
　　“标价是50块，但……”林伯顿了顿，“这套书不卖。”
　　男人眼中期待的光一点点熄灭了。
　　“不过可以借。”林伯从柜台里拿出登记本，“押金50块，你可以每天来看。什么时候看够了，押金退给你。”
　　“为什么？”
　　林伯重新戴上老花镜，答道：“书有人看，才是书，锁在玻璃柜里，那是标本。”
　　男人怔了怔，掏出钱包：“我现在能看吗？就一个小时。”
　　“书店快打烊了，不过，你还能再看一会儿。”林伯指了指窗边的藤椅说，“那边亮堂。”
　　十点二十五分，雨势渐小。女孩的书已经被熨得半干，她小心地把书装回帆布袋。男人合上书，深深吸了口气。
　　“我爸给我讲这套书时，总说宇宙很大。”他轻声说，“后来他生病，脑子糊涂了，我就开始给他讲这套书。有一天他突然问我：‘儿子，火星上到底有没有水啊？’”男人声音略微哽咽，“这套书让他想起了我。”
　　十点半，评弹唱完了最后一句。林伯起身准备关门，忽然听见书架深处传来细微的铃声——那是他挂在哲学区的小风铃。
　　“还有人吗？”
　　没人回答。
　　林伯举着手电筒走过去，哲学区空无一人，书架上夹着一张字条。他打开一看，上面是几行娟秀的小字：
　　“林老师，我是小薇。10年前我常逃课来您这儿看书，您从没赶过我，谢谢您。过段日子我就要去北大哲学系报到了，之前和您借的《苏菲的世界》，我想买下来带到北京去，钱压在柜台的花盆下了。”
　　林伯快步走回柜台，搬开那盆君子兰——下面整整齐齐压着三张百元钞票，还有几颗糖，用透明糖纸包着，是那种老式水果糖。
　　他把糖放进嘴里，橘子味的。
　　锁门时，雨已经停了。巷子里的水洼映出书店招牌散发出的昏黄灯光。
　　林伯想起儿子曾劝他开个网店：“现在谁还逛实体书店啊！”但他还是决定继续开下去。
　　总有人会在某一刻需要一本书、一个角落，或者仅仅是一盏还亮着的灯。有些灯光，注定比黑夜更顽强，足够某个迷路的人找到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