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街上的店铺换了三轮，只有老陈的旧书店还开着。
　　说是书店，其实更像一间收容所。泛黄的书从地面一直码到天花板，只留一条窄窄的过道。老陈坐在门口的藤椅上，戴一副老花镜，手里永远捧着一本书。有人进来，他抬一下头，目光从镜片上方探出来，又缩回去，继续看他的书。
　　我每周三下午来。不是来买书，是来找一个地方待着。公司里永远有开不完的会，家里永远有做不完的家务。只有在这里，时间像被按了慢放键。灰尘在阳光里缓缓飘着，老陈翻书的声音很轻很慢，像在抚摸书页。
　　有一天，我翻到一本诗集。扉页上有一行钢笔字：“ 一九九七年七月，送给小婉。愿你永远不读完这本书，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坐在一起读它。”
　　我合上书。一九九七年，二十多年前了。这个写字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小婉是谁？她读完这本书了吗？他们还坐在一起吗？
　　我把书买了下来。老陈看了看扉页，没有说什么，收了十块钱。
　　后来再去，我开始有意识地找那些带题字的书。它们散落在各个书架的角落里，像被遗忘的漂流瓶。扉页上的字迹各不相同，有的工整，有的潦草，蓝色墨水褪成了灰色，黑色墨水还十分清晰。
　　“毕业了，这本书送你。以后山高水远，各自珍重。”
　　“妈妈，这本书我看不懂，等我长大了再看。”
　　“给建国——你说你喜欢海子的诗。一九九八年四月。”
　　建国，一九九八年。那一年我六岁。我猜，建国应该是个年轻人，头发大概有点长，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那年春天，他收到了带着真挚心意的诗集。
　　渐渐地，我的家里堆了几十本这样的旧书。妻子问我买这些做什么，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只是觉得，这些书不仅是书，还是一封封信。它们从某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后又流落到这间旧书店，最终在我家里落户。如今，这些带着爱意、期待、童真的信件，被我拆开了。
　　有一天，我翻到一本手抄的诗集。钢笔字，一笔一画都很认真。抄的是北岛的诗，《回答》《一切》《走吧》。在最后一页上，抄诗人写了一行字：“抄完了。忽然觉得，诗是不该抄的。抄下来，诗仿佛就死了。”
　　下面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
　　我拿着手抄本去问老陈。他想了想，说记不清了，可能是一个搬走了的人留下的。“这种手抄的东西最多，”他摘下眼镜擦了擦，继续说，“早些年打印机少，年轻人都抄诗，抄了一本又一本，不觉疲累。”
　　他把眼镜戴回去，忽然说了一句：“这字写得真好。”
　　那个下午，我坐在书店的台阶上，把那本手抄的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有些诗句被画了线，有些字词旁边打着小小的三角标记。我读着那些诗，忽然觉得，这个抄诗人就坐在我旁边。我们在同一页纸上停住目光，在同一行句子前屏住呼吸。
　　许多年前，一个人对着灯光，把喜欢的句子一个字一个字搬到纸上。许多年后，另一个人翻开了这个本子，和那些句子相遇。
　　我最后一次去那间旧书店，是去年秋天。老陈的藤椅空了，门上贴着一张纸条：“因拆迁，本店将于月底关闭。”
　　我进去，老陈正在打包，书架已经空了大半。我问他搬到哪里去，他说不开了，儿子让他回老家。
　　临走时，他叫住我，从藤椅底下摸出一本书。
　　“这个送你。”
　　是一本很旧的《诗经》。封面已经没有了，书脊处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道。我翻开，扉页只剩小半张，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陈建国。
　　我抬头看他。
　　“七岁那年，我爸给我买的。”他说，“我看了几十年，现在用不着了。你拿去吧。”
　　走出书店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把书揣在怀里，走了很远，忽然停下来，翻到最后一页。
　　那一页没有印字，但上面有人写了一行铅笔字，很淡，要对着光才能看清。
　　“ 诗是不该抄的。抄下来，就死了。可是不抄，我又怕忘了。”
　　下面还有一行字，字迹更淡。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春天来了。”
　　老陈的字，三十四年前的字。
　　风从街口灌进来。那些散落在各处的旧书，那些写在扉页饱含深情的话，大概不会断绝。那个抄诗的青年，后来开了一间旧书店，把所有的句子都收留下来，等待陌生人翻开，如同打开一封时光之信。
　　船走了，渡口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