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历史片段中，我们就是历史片段的一部分，我们的所知所想也不过是历史的片段。
　　阅读是有门槛的，问题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海量信息故不可少，而关键却在算法、在架构，也就是认知、判断与方法。阅读，在于了解情境（事实）、发现问题，了解文本作者或人物的应对方法、过程与结果，在此过程中，体验情感、理性、道德、文化、艺术、价值观等感性、理性形式，同步重构自己的认知与能力。
 　 语言的形而上学倾向
　　语言的形而上学倾向来源于思维。思维与存在、实践之间的矛盾在于，我们不是全知、全能、全过程的存在，只能在时空片段里把握其状态。思维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认知倾向与动态的、变化的客观存在之间始终保持着距离，思维始终赶不上存在的变化，我们需要不停地敞开心扉去了解这个世界。
　　语言是对思维的有限、不对称表达。语言因思维表达与交流的需要而诞生。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也具有流变性。语言的形而上学倾向既是思维的认识方式所致，也是语言自身稳定性、确定性所需。
　  主观性的尺度
　　一切价值均是人赋予的，没有意识主体的评价，客观世界自身并无意义。价值和意义虽然是人赋予的，但客观存在却不能因为没有意识主体的确认而被彻底否定。也就是说客观事物的价值意义具有主观性，而客观事物的存在具有客观性，不能因为主观性的价值不确定性而否定事物存在的客观性。
　　阅读就是人对价值、意义的获取和赋予意义的过程。主观性是我们认识的工具和起点，我们应审慎地反思这个起点和工具的优缺点。
　　我们的感官具有表象性，我们的经验具有局限性，我们的思维具有形而上学倾向，我们内在的目的性、情绪性、理性等都在塑造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分清体相用。体是物质本体，既可以是主体本身，也就是观察者，也可以是观察对象、客观环境。相是事物本体的表象。这个表象，从客观角度讲就是现象，从主观角度讲就是经验。用就是主体赋予事物的价值与意义，一般指功能、作用等。用的价值与意义的赋予，是以事物客观存在为前提，并由主体根据自身目的和理性，发挥创造性而产生的价值和意义。用的价值和意义是人赋予的，因此是认知的一部分。相、用也是认知的一部分，而在实践中，相、用应以客观存在为前提基础。
　　从意识和物质、精神与存在之间的关系理解人的主观性，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本、语言和阅读的价值与意义。
　　读者与文本，存在历史距离（时空距离、情境距离、语言文化距离、生活方式距离、思维方式距离等），还存在价值观（立场）与意向（目的性）距离，也就是读者、文本作者和文本中人物在其中所扮演的参与者、主导者、观察者、评价者、策略移植者等这些身份视角的差别。价值观、立场、目的、角色、视角的差别可以简称为位格差。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指出，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纯粹客观的、跳出历史限制的立足点可以让我们作为认识、评价、实践的基准原点。我们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基于一定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语言体系、思维模式来进行我们的认识实践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始终在变动中。
　　人对主体性和同一性的不断追求，以及思维经济原则，使得人们天生就是本位主义者。我们常常把当下默认为认识、评价、实践的基准原点。很显然，读者视域和文本视域之间，也存在着认识原点的不一致。而这个原点往往也是认识和评价坐标体系的原点。任何人都可以重新选择新的评价参考物，甚至重新设定认识和评价坐标体系的原点，但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们是天然的本位主义者。
　　在语言学中，语言交流有个潜在的语境或者叫预期，一是双方有交流的意愿，二是交流所说信息默认为“承诺的真实信息”。在阅读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读者会把书中的内容默认为是真实的、坦诚的，然而现实很复杂，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不完全是读者的错。
　　读者的成见中难免包含偏见。美国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在《心理学导论》中指出，偏见的认知根源来自我们处理信息的自然方式：形成类别，记住生动的个案，相信世界是公正的，以及我们自己的和我们文化的做事方式是正确的。这些不也正是我们阅读时的预期和预设语境吗？
　　历史距离、位格差、本位主义原点、承诺真实、偏见、预期与预设语境等是我们阅读时应注意的、主观性的盲区。
 　 语义的来源：意义的四维框架和六重指向
　　人们一般认为，语义来源于字词、句子、语法、语境、语言体系自身的流变，乃至常识、文化图式的参与。然而，当我们深刻理解了思维、存在、语言、实践的关系之后，就会发现，语义的确定实际来源于这四者的互动，也就是思维、语言、实践这三个带着主观性的行为与客观存在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语义的实质内涵。语义实质是被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文化方式和客观存在之间的互动而定义的。对语言的理解不应止步于语言体系本身，而应立足于思维、语言、存在和实践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因此，阅读也应该在“思维、存在、语言、实践”四维框架互动变化的基础上进行动态的、历史的理解与阐释。
　　语义在“思维、存在、实践、语言”四维框架互动下具有六重指向，一是指向客观事物（客观意义），二是指向概念、经验、思维过程（思维意义），三是指向动机、倾向、目的、预期等（目的意义），四是指向语言的文字符号形态（符号意义），五是指向语音形态（语音意义），六是指向言说行为（行为意义）。
　　德国哲学家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在《后形而上学现代性》中指出：语言本身把自己看作仿佛是在永恒的状态下梦想一种“逃脱了游戏和符号秩序”的真理，也就是梦想从语言的“放逐”中回归。但很显然，语言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语言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不断流动的。
 　 理解：视域融合、内理解与外理解
　　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视域融合理论。理解者带着教育、文化和个人经历所形成的前理解或前见参与到文本的对话、阐释、理解中。前见为理解者或解释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立足点、方向与可视物或对象）。阅读中，理解者的前见视域和文本的视域发生碰撞交融，形成了理解者新的视域，这就是视域的融合过程。而前见，本身就是理解者之前一系列的历史视域融合的结果。
　　阅读者的理解过程必须置身于历史性的视域中，阅读者的视域不是在封闭和孤立的状态下与文本视域进行交流的。阅读者视域和文本视域代表了不同时代、不同空间人们在“思维、存在、实践、语言”四维框架互动影响下，由历史距离、位格差、本位主义原点、承诺真实、偏见、预期与预设语境等差异所形成的、不同视域之间的历史碰撞。
　　阅读者不能置身于历史性的视域，就不能真正接近文本视域，不能真正获义；阅读后不能形成新的视域融合，理解也就失去了现实的价值，阅读者基于现实而进行的创造性、重构式的赋义行为就失去了依托。前者是基于文本视域的理解，被称为内理解。后者是基于文本重构的理解，这种文本重构是基于历史文化进步的、时代的共同视域和新的时代需要而进行的重构式理解，被称作外理解。内理解强调对作者视域和本意的接受性，外理解强调对文本问题和意义的重构性，是基于阅读者所在时空的共同文化视域与时代需求对文本进行的重构解读。
　　一些读者只能理解符合自己前见的文本，潜意识拒绝接受视域融合。这种阅读，只能加深成见，使人思想停滞。
　  沉默的文本
　　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指出：“要看见那些不可见的东西，要看见那些失察的东西，要在充斥着的话语中辨认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注视，即有根据的注视，它是由‘视界的变化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而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把它描绘为‘问题框架的转换’。”带着不同的目的，法学家按照实践应用去理解解释法律文本。历史学家以历史意识与历史意义去理解解释历史流传物。
　　深层的阅读需要把握三重意义，在深刻理解“思维、存在、语言、实践”四维框架和历史距离、位格差、本位主义原点、承诺真实、偏见、预期与预设语境等因素影响下，首先了解文本视域、文本本义；其次了解文本视域在历史情境下不可说、不愿说之意；最后探察文本视域由于时代局限而认识不到的问题与意义。也可以说是作者想表达的、作者不想表达的、作者无意识和因时代局限不可能表达的等三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内理解的工作内容之一，后两重含义是文本沉默的含义，也是外理解或者重构式理解的核心工作。
　　阅读的目的不仅在于获取价值意义，创造性地赋予价值意义，更在于指导实践。读书要和自身生命成长联系起来，与实践应用联系起来，与面向未来的发展联系起来。
　　阅读的障碍在于，文本作为语言或意识的表现形式，其所指涉的客观事物往往不存在了，其所关涉的主观经验对于读者来说也不存在，文本视域产生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方式往往也与读者有着巨大的历史距离，问题、目的、价值观、立场、方法论、预期、预设情境等也有差异，读者只能用有限的经验、逻辑等进行联想、类比。因此，读者要首先从历史性的理解进入文本视域，进行获义；其次基于新的时代需求、新的共同文化视域对文本进行重构解读、视域融合、创造性赋义；最后把新的认知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在生活实践中展开新的视域融合。